一群船长聚会，其中有几位船长现为验船师，一致认为中国造船水平比韩国差20年，除了锚链、救生艇等一些舾装设备外，近乎全面落后20年，听来令人吃惊，我解嘲道：

中国最早的企业主要成立于1984年，如海尔，联想之类(国企那是政府)，至今也不过激荡30年(吴晓波语)，落后20年，是正常的嘛。其中一位仁兄还参与过偷韩国技术，造船完工图纸是要交给船东的，但是工艺是得不来的，他们就偷偷拍照，结果后来韩国人大喊要防止中国工业间谍。

太多船舶备件，进口货比国产货贵十几倍乃至几十倍，但多年下来还是买进口货合算。就如去日本旅游，有同事一人买十几个杯子回来送人，不可否认，那些杯子国内造不出来。有人说，中国火箭上天，这杯子还造不出来?呵呵，你造出来要别人喜欢，有人买才是本事。做制造业的都明白其中差距。我的一些解析引起船长们的共鸣。

1、技工水平不如人?诺大的上海，容不下一间平静的车间

经常可见关键工作节点高价请欧洲师傅过来做，技术工人是宝贵的人才，这认识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头与领导们的口号上，其实没什么人关注工人，更不谈技术工人，换句话说，没什么领导把工人当人的，同时带来的也没有多少工人把企业当回事。

我说工人素质一代不如一代是有理论依据的，优秀技术工人成长是需要很多前提的，最重要的是，要深深地热爱这一行，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爱好才是最好的老师，不真正地爱某一行，很难想象能做好这一行。现在有多少年轻人大声地表示“我喜欢做工人”?这其中有父母因素，也就是50年，60年代生的人对工人深深的歧视。不仅仅是由于那是知识匮乏的年代，父母们对知识的渴望转而为对子女的期盼。历史上，对百工的歧视是有数千年的历史的，多少优秀工人史上留名了呢?北京历史上最优秀的建筑工匠，仅留下样式雷的姓氏，名字被大多人遗忘。

国企对工人的重视仅仅停留在表面，本质歧视最甚。拿我最熟悉的装卸工来说，可以说，现在上海港没有优秀的件杂货装卸工，我们观察了十年，趁某港务公司遣散之际挑了两个最优秀的指导员过来做了很多年，随着老的一批退休，没有年轻人做装卸工，后继无人，导致现在港口离开了船东的港口船长装不了货，这不是上海港的耻辱吗?

造船厂不也是一回事吗?我有发小，从16、7岁就到上海船厂做电焊工，1990年代初期与上海人同工同酬，当时大船厂的培训做得也很不错，工厂就在陆家嘴，水平做得甚是了得，后来还是离开回老家船厂里做了。

优秀工人很多是需要童子功的，与学历关系不大，大多工艺大师是没有学历的，若没有从小的浸染，很多行业是不可能做成优秀技工的。传统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是有其合理性的，技艺传承乃至文化传承是学校教育所无能为力的。

工人基本素质下降是20年来的趋势，大学由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的同时，抢走了太多有成为优秀技术工人潜力的人才，迫使他们接受通才教育最终成为佣才。无论国内、国外，哪个地区，前10%聪明的年轻人都是很优秀的，大学招生2%时，还有8%的年轻人有机会成为优秀技术工人，然而现在大学招生80%，读完大学，再返过头来学技术工人，24、5岁来学，已没有16、7岁时的灵气了，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当然，天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几十年的不断地学习才是优秀技术工人成长的路径，然而诺大的上海，容不下一间平静的车间，让人如何几十年来不停地学习呢?经济被房地产商绑架的同时，也断送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储备。对地产商来说，只有一个字“拆”，市区的工厂基本全拆完了，本来也许这里可能会诞生“虎”牌、“象印”等小而精的企业呢?工厂搬走了，随之失去工作的技术工人，转行做起了保安，开起了出租车，同事的孩子职校学完数控机床，发现上海几乎没有工厂，工厂都在外地或者很偏远的乡下。一个聪明的，有潜力成为优秀技术工人的苗子就这样被扼杀了。

现在市区无地可拆了，又在打上海港、宝钢的主意，以环保为借口，我说，想把上海建成香港似的环保孤岛也不现实啊，你不做，周边江苏，浙江求之不得，更何况日本最大的君津钢厂就在东京边上，一边进铁矿、煤炭，另一边出口高品质成品钢材也没有污染问题啊。问题是，你拆走了，再建起来是不可能的了。厂房可以盖起来，但是拢起同样的人才，没有十数年门都没有。但凡人才都是有点脾气的，30多年前，宝钢、金山石化地处偏僻，若没有开创性的城乡一体化政策，远郊的待遇与市里完全一样，甚至更高，也不可能聚集起那样一批人才。说宝钢要整体搬到湛江去，我呵呵了，现在的技术工人，哪怕在上海做保安、开出租车，也不会去的。好马好人上三线，只是历史的背影。

2.基础研究严重滞后

国外船厂造船，越造越轻，国内很多船厂越造越重，新船下水营运不长时间，问题重重，比如受力构件开裂，国内设计院与某船级社哪有本事与技术力量来解决啊，就加强，一道不够就两道、三道，结果七八千轻吨的船，重量增加了300吨，损失的是20多年的载重能力与难以控制的造价。

某大型船级社从来没有研发能力，只会抄规范，跟在欧美日后面亦步亦趋。国内的对内检验机构更是别谈了。

流体力学基础落后，新船定型必须要在拖曳水池做拖模试验，某系列船下水不长时间，螺旋浆气泡腐蚀严重，也就是螺旋浆转动时，形成很多气泡，造成螺旋浆腐蚀，被迫采取加整流罩等一系列措施进行整改，代价巨大。验船师们高度怀疑这拖模试验怎么做的，我则怀疑流体力学水平跟不上，从模型到实船差距巨大。

当然流体力学的重要性，国际上一流船东也有很多误区，大型集装箱船的球鼻艏装了割，割了装都是由于水阻力与油耗，速度与油价的关系原因。无论是对、是错，首先做这事的绝不是中国人。

最让人无奈的是液压技术不过关，未必能达到日本30年前的水平，我用过至少100台柳州产的船用克令吊，证书是30吨，船上用半年，几乎所有的吊都只能保证12吨左右了。

科研与创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科研绝大多数短期内不会直接效益，需国家投入，而创新是企业的工作范畴。那些拿着纳税人钱的研究院与大学所做的科研，产生的成果到底该不该分享，一些基础研究企业不愿做的，该由国家意志去完成。由分不清科研与创新的领导去指导科研，这就是现状。

要改变，实在是个漫长的过程。

3. 教育的失败

无疑现在的教育已被各种利益阶层绑扎，而且已形成恶性循环，无力改变，为什么如此悲观?

且不说房地产商绑架教育，地方政府拒绝有教无类。各个学科都被利益阶层垄断。就拿英语教育来说，全民从小到大全部学习一个岛国语言，欧洲大陆语言一个不会，而跑到欧洲大陆才发现不会一种大陆语言也差不多寸步难行，德语与法语还是很重要的，以前做海员时感到日本人英语水平还不差，大多会一点，直到去旅游时才发现绝大多数日本人英语基本不会，自己成了只会用手比划的文盲了。是不是可以放弃独尊英语，广开多语种?哪知近年英语教育还被强化，原来是被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所左右。

政治教育更是完完全全被利益集团左右，是典型的教育灌水，从小学灌到博士，而且越来越不成系统理论了。

奥数教育的取缔就可见打破利益集团是多艰难。还有更多的以灌输真理为己任，容不得任何怀疑的学科，竟然连好些文科还有标准答案，语文、历史竟然还有标准答案!论语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历史上就有三十几种解释，孔子的72弟子都不知道孔子是什么意思，难道你知道不成?论语第一句都如此，遑论其余了。拿西方的语法来硬套中文的语法本就是可疑的，中国几千年来就没有语法这回事，第一本中文语法书还是马建中的《文通》，1898年才出版。历史更成了任由历史唯物主义者打扮的小姑娘了。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我的理解是孔子读高中时才立志好好学习的。其实小学初中时就该玩，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真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往往小时候越调皮捣蛋的孩子成人后越容易有所作为，填鸭式教育对小学生、初中生是摧残，聪明伶俐进去呆若木鸡出来，孩子的创造力被扼杀殆尽。创造力是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这么多年来离诺贝尔科学奖越来越远就是孩子被搞死在起跑线上(浙大郑强语)。

究其原因，还是背离教育的规律，不敢培养孩子的从怀疑到质疑再举一反三的能力。发展到现在，想改革也不具备条件，为什么?老师素质跟不上去，只会照本宣科、教孩子考试的老师是无法指点孩子的怀疑、质疑，唤起孩子兴趣,鼓舞孩子精神的。

现今的人才评价体系必须重构，学历将成为人才评价的极小的因素。不仅是文凭贬值，更主要是教育灌水。按道理博士毕业时，科研水平应能达到国内或者国际的相关学科的前沿水平，问及几位博士都说，老板的水平也达不到前沿啊。这样的博士学位意义就不大了。更有甚者，三年就能拿文科博士，诸多拿到博士学位的，书都没读过多少本。

与沪上某重点中学任教的同学讨论，考上复旦又能如何，我说，不能如何，就拿我们行业来说，迄今我见不到一位做得好的是复旦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倒有，海运业如此，其他行业估计差不多吧。就拿几十年来搜罗尽最高分的复旦生物工程专业来说，又出了几个生物工程人才呢?几十年来也没谁搞成象样的生物工程公司。更不用说复旦的海商法专业了。

有人说，至少高考制度还是相对公平的制度啊。对此我嗤之以鼻，以前我们的口号是做好准备，迎接祖国的挑选。其实，题海战术与作弊无异，参与作弊的就考得好些，没参与的就考得差些。更何况高考早也已无法打通从底层往高层的阶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传说只是遥远的过去。放弃高考制度虽说是大势所趋，但是为团团既得利益者拼死抵抗，何其难也。

有的地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但是可以肯定与减轻学生负担无关，高中生学物理的不学化学，学化学的不学生物，这真够混蛋的，想来还是我们过去高考考七门来得更为有用。直到现在对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有明确判断，工作中多有裨益。

4.不仅仅是法制环境的原因

诚然目前的中国法制环境是禁止创新的，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目的是想有所改善，实际效果堪忧，因为大环境如此。对于大多侵权，必须到被告所在地法院去告，而被告常是当地的利税大户，使得维权几乎不可能。所以企业不敢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因为竞争对手不屑于去买你的专利，只要从你那里挖几个骨干来就行。

最近天津大学有老师在美国被抓，据说就是明目张胆地把美国的技术抄回国内，而且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我们若对别人的知识产权没有敬畏，没有尊重，不愿意为此付出代价，自己永远不可能有发展。

其实不免要问一句，果真所有的人都怕别人偷所以不敢做吗?其实，任何时候都有对品质孜孜以求的人，比如格力空调，我个人感觉，比日本品牌的空调还厚道。但别的行业为何没形成气候。与大环境鼓励作恶，不作恶难以生存有关。

我们平常做得很大的一块业务就是把半成品运到国外，关键步骤加一下再运回国内或者运到世界各地，为何不在中国设厂?怕就是怕关键技术被中国人偷走，盗窃知识产权已是明目张胆到赤裸裸了。街头跑的高仿车就是告诉世人，汽车厂是贼。窃珠者盗，窃知识产权者贵。

就拿前述柳州产的克令吊为例，按道理交付时除工厂自检外要面对三道检验关口，一是质监部门的检验，二是船级社的检验，三是船东的检验。质监部门形同虚设，除了扰民所知不多，更谈不上监督了，船检局大抵与质监局一样。船级社可以说是昧着良心发证的，验船师们抱怨，发生事故，会吊销验船师的资质，又不会吊销中国船级社的资质，更何况免责条款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由于司法成本太高，还几乎得不到公正，船东最终沦为待宰的羔羊，我见过船吊到美国不好用，船东花巨款请美国浮吊，回到国内把船吊全部割掉换成合资品牌的。

前些年粗制滥造到极致的，有的船的强力构件竟敢用单面焊接，船开到海上到处开裂。若没有司法使得公正得以伸张，粗制滥造者得到惩罚，难以有进步。

在一个不敢讲道理的社会，连孩子们的怀疑都无法容忍的社会，很多政治与社会学基本概念都无法面对的社会，怎么可能会有社会的主流人群对如何制造出更尽善尽美产品的追求呢?自然科学都不敢放手让孩子们质疑的环境中，社会科学有的时候只能是颠倒黑白了，说白了，在没有追求真理的土壤中要诞生至美的奇葩，真是个奇葩。

5.国人为何习惯于浮躁、赚快钱?

这其实板子不该打在企业家身上，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家从首富王健林到街头小贩都是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密如蛛网的行政立法与红头文件使得陷企业家于不义易如反掌。现今的制度能陷80%的官员都贪腐，90%的企业家都偷税，这种状况怎能不使得每个人都抱着赚一票就走的心态。

要从根本上有所改变何其难，以前税收征管水平低，所以税基很广，税种很多，有着很多折中方案，但随着监管水平的提升，税赋早已全民不堪忍受的地步，这里全民也包括官员，国家规定要交公积金，很多人发现企业没交，按道理企业要补交，但数字已庞大到无法执行的程度，造成大规模社会问题。第一代农民工已届退休年龄，发现企业多年来没好好交养老保险，要求政府督促企业补交，也是大到无法执行的问题。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仅凭“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这一句就可以将很多租船人打死，一条五星旗的船，在国际租船市场上A租给B,再租给C,再租给D，再租给E，按这条法律，这五家都要交中国的所得税。事实上谁也不交，也无法监管，但是并不免除你纳税的义务，而且是没有追缴时限的。所以这五家都可能会生活在不安定之中。

1560年，瑞士钟表匠布克在游览金字塔时断言，金字塔不可能是由奴隶建造出来的，一定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后来的考古发现果真证明了这一点。在对抗和憎恨中是不可能出现高水平的杰作的。

同样满怀对抗与憎恨的企业家，难以生产出精致的产品。有的只是赚一票就走的浮躁。

造船业尤其如此，没有多年的技术与人才的积淀，凭空冒出一家船厂，其结果就是如熔盛船厂，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扩张过程中漏洞百出，以致回天乏力。其主导的熔安动力，试图平地里造出巨型柴油机，连曲轴都是进口的，据说烧了上百亿元也无疾而终。

6.家族企业为何得不到传承?

家族企业很多时候是非常有活力的一种企业组织模式，德国、日本的家族企业尤其多，有的长达数百年，一个企业若揉进家族的荣耀，更能促使人把产品做到极致。

我一再劝我的客户，选择服务商时，一定要看其多少年的历史，一般历史越长的私营公司越注重服务品质，越爱惜羽毛，因为其存在就是理由。

然而国内业务中所要求的资质都是一张张政府颁发的证书，由信誉可疑的人颁发的可疑的证书仅仅是一个最低的门槛。企业的历史反倒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这就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国内的企业大多做不长，是与前述企业家生活在不安全中，历史越久，越容易被翻出陈年旧帐进行斗争，这是这个国家几十年来的传统，我们这辈人还记忆犹新，甚至平常打扑克还经常打“斗地主”，其实，地主哪该斗，那是几千年来农村最有效的一种生产方式，斗完地主没多少年，陷入三年“自然灾害”。

很多私营企业做若干年，宁可重新换块牌子开张也绝不用旧牌子。

被迫与政府打交道是企业不可承受之重，越是偏远的地方越是如此，年轻人涌向北上广是无奈之举。而且政治体制不改，见不到解决之道，过去皇权不下县，朝廷派个县令来就能教化一片人民已太遥远了，县令大多进士出身，是这个县的文化权威，以孝治天下的朝代又是道德权威，很容易开展工作。然而现在，即便权力大如诸候的县委书记，也奈何不得县里的一位科级干部，常常处理一位科级干部会得罪半个县的干部，副县级以下的干部是土官，有的经营几十年，盘根错节，书记是流官，三五年就走，根基不深。在这样的政商环境之下，唯一能保护商人利益的是法律，但其实际效用是可疑的。

家族荣耀不可持续的另一个因素是计划生育，少子化，独生子女的弊端明显，能接过父辈的枪的少之又少。使得企业家做成百年企业的动力严重不足。

做好一个企业需要一辈子，败掉一家欣欣向荣的企业只要几年。